2024年6月19日，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开展了主题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交响世界的新天地——我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创作》的第93期作曲家讲坛活动。本次讲座邀请了著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创作委员会会长、武汉音乐学院客座教授刘长远教授主讲。

学术讲座正式开始之前，作曲系系主任高缨教授向各位老师、同学的到来表示欢迎，并隆重介绍了本场主讲者刘长远教授及其代表性作品，为此次讲座拉开序幕。

讲座伊始，刘长远教授回顾了他与中国音乐学院的渊源，以及他曾跟随我院黎英海教授学习至毕业。随后他阐明了个人的创作分期，以40岁为分界线，此前以无调性创作为主，此后开始有意识地创作调性音乐。从小提琴协奏曲开始，将五声音阶引入十二音技术，到2003年创作《抒情变奏曲》，多元的调性意识逐步增强。

随后，刘长远教授谈到21世纪是综合多风格的创作时代，并总结了至今音乐创作中存在的五种风格（不包括电子音乐），包括单一调式音乐、带转调的音乐、调性模糊的音乐或调式频繁交替的音乐、无调性的音乐和无旋律的音乐。刘老师认为，如果表达的内容充满戏剧性则需要用无调性创作，如果表达光怪陆离的景象则需要用音响化的方式创作，但是如果要表达人类的情感，如对祖国、对家人、对爱人充满爱意的情感时，还需要回到调性音乐来表达。

讲座中，刘长远教授简述了中国民族管弦乐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民族管弦乐创作初期（1900-1949年）。由郑觐文发起的上海大同乐会，建立起一支30多人组成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刘天华创作了一系列具有人文艺术高度的作品，将民乐风俗化的音乐语言上升到信仰、哲理层面。

第二阶段，中国民族管弦乐队正式建立时期（1949-1978年）。第一支健全的大型民族管弦乐团即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团在1953年成立。此时代表的作曲家是彭修文，他创作、改编了几百部民族管弦乐作品。

第三阶段，中国民族管弦乐成熟时期（1979-2000年），出现了大型的协奏曲。如：刘文金先生的二胡与大型民族管弦乐队《长城随想曲》、顾冠仁先生的琵琶协奏曲《花木兰》，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很多单乐章的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

第四阶段，中国民族管弦乐繁荣时期（2000年-至今），越来越多的职业作曲家加入到民族管弦乐的创作中。开始出现多乐章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民族管弦乐作为歌剧、舞剧、音乐剧伴奏，以及出现民族管弦乐队与西洋独奏乐器协奏，民族管弦乐队与合唱、独唱、重唱组合的新形式。

最后刘长远教授以《莫高窟》、《光明》、《崛起》三首作品为例，陈述了个人的民族管弦乐创作观念与技术。

他首先展示了民族歌剧《莫高窟》的两个演出视频片段，第一段是民乐的军队进行曲，在唐朝的时代背景下使用唢呐而不是铜管乐器，更符合音乐情境的需要。另一片段，展示了民族管弦乐队表现矛盾冲突激烈情感的段落。此段落借鉴了中国戏曲中的紧打慢唱，这是西方歌剧中所没有的艺术表现方式。

《光明》这部民族管弦乐作品在德国柏林音乐厅上演是中国民族管弦乐走出国门的一个重要时刻。《光明》的第二乐章描绘了灾难恶魔的形象，作曲家使用了无调性音乐的创作手法表现非常贴切，也展示了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在调性表现能力与戏剧张力上的无限可能。

最后刘长远教授介绍了他为民族管弦乐队与合唱而创作的作品《崛起》。通过民族管弦乐队与合唱这种全新的音响构成，充分表达了中国的崛起离不开无数前辈先烈的奋斗，正如民族管弦乐的发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达到如今的程度，他希望作曲的师生能为此多创作优秀的作品。

讲座的尾声，现场的师生们就旋律写作是否区分民族与西洋管弦乐队写法的不同；乐句的结构逻辑；大型作品中乐队与合唱的关系如何平衡音响等方面向刘长远教授提出问题，刘长远教授结合自身的创作历程予以精彩解答，现场气氛热烈，学生受益匪浅。讲座最后，朱琳教授对此次讲座给予了凝练的总结。

由作曲系主办的“作曲家讲坛”系列讲座旨在搭建学术交流平台、营造良好学术氛围。本期刘长远教授分享的民族管弦乐写作经验，给予了作曲系师生创作上的新方向，激起了师生们对于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创作热情，期待在未来涌现出更多优秀的民族管弦乐作品。

（文：马罗）